文明之美看东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揭示文明之源 照亮前进之路

　　炎炎夏日，良渚博物院内，石犁、炭化稻米、陶罐以及各种骨角牙器和纺织用具等各种良渚文化遗存引人驻足。许多观众表示，希望通过近距离观赏这些文物，感受良渚古城遗址的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中华文明五千年”，中华文明究竟于何时何处发轫？文明的长河又是如何流淌的？这些问题牵系根脉，事关“何以中国”。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考古工作者用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明确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说。

　　20年青灯黄卷，20多个学科的400多位学者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通过对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开展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对各个地区的中心性遗址的考古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掀起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纱。

　　其中，于2019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实证。数据显示，良渚古城内城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外城630万平方米。为了防止山洪侵害，良渚人在古城以北修建了长10余公里的高坝和低坝，这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调节系统，反映出良渚王权组织开展大规模公共建设的能力。

　　“据估算，这样的工程量如果动用1万个劳动力也需要10年以上才能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巍认为，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人力，来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工程，如果仅仅是一个部落或者一个联盟是不可想象的，应该是动员了相当广阔地方的人力。

　　此外，山西陶寺遗址出现了黄河中游地区最早的宫城，大墓出土近百件随葬品，还发现一处半圆形的坛状遗迹，天文学家认为是当时观测天象的观象台，与《尚书·尧典》中尧“观象授时”的记载相符。陕西的石峁城则有着浓厚的军事防御色彩，在城内还发现多处埋有青年女性头骨的祭祀坑，这表明在夏王朝建立前夕，陕北地区的阶级分化已相当严重，出现了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王权国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经过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结合研究，以坚实的考古材料和综合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是真实可信的历史。”王巍表示，这一结论性认识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

　　判断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

　　“国际学术界曾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为文明社会的标准，称之为‘文明三要素’。”王巍表示，研究团队根据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实际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冲破了“文明三要素”桎梏，提出了判断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

　　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

　　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

　　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

　　这一套新的标准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从而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并非虚言，而是历史的事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多学科的研究，利用各种各样的自然科学手段和人文科学手段，构建了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更为详细的考古学年代框架，让研究者发现了过去难以发现的角度，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表示，今年通过对石峁相关文化人群的线粒体DNA研究，发现石峁人群主要起源于本地的仰韶文化人群，并且和周边人群有非常广泛的互动交流，“这些研究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以及中华文化到文明发展的延续性提供了科学依据。”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王巍说，面向未来，继续推进、不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过程，需要广大考古工作者和历史研究工作者持续努力，“我们将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踔厉奋发、笃行不怠，自觉肩负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让考古研究成果深入人心

　　“要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广泛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习近平总书记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示，学术研究不能脱离公众，公众需要得到正确的舆论引导和知识普及。举办展览和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最直观的宣传形式，“新建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利用最新成果，推进了夏文化研究的科普教育，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畔，云集了914件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品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已经成为“打卡热点”，7月份的参观门票到7月9日已经全部卖完。在馆长吴志华看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体现着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能够增强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国家的认同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我国是世界文物大国。数据显示，全国目前有不可移动文物76.67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深入挖掘文物蕴含的文化记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考古大会》《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等一批内涵丰富、形式新颖的文化类节目不断涌现，立足家国情怀，将文物故事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转述”给广大观众，涵养文化自信。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20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持续勾勒和描绘着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壮阔图景，让人民群众切实了解到我们的民族和文化如何走到今天。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仍将不断推进，为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源源不绝的独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