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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氢弹之父”于敏: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

 2019/04/12/ 11:45 来源:解放军报 记者 张天南 通讯员 付思远 潘振军

  历史的天空风云变幻,岁月的江河奔流浩荡。唯一不变的是,总有丹心赤子甘为国家鞠躬尽瘁,总有殷殷志士愿为民族负重前行。

  那个爱皱眉头、喜欢思考的著名核物理学家走了。今年1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

  于敏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还是在2015年1月9日。那天,他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了当年唯一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证书。

  这样的“抛头露面”,于敏只经历过两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

  对于这样的大场合,于敏并不习惯。因为此前几十年里,作为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的他,一直都隐姓埋名。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于敏生前的一次自白。今天,当我们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他已经成为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

  生命无法永恒,精神却能不朽。

沉默是金

  ■解放军报记者 张天南 通讯员 付思远 潘振军

  人物小传:于敏,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于敏生前的卧室里,一本《三国演义》摆放在案头。和煦的阳光从窗口透进来,照着泛黄起皱的封皮。可想而知,那位温文尔雅的主人,曾经多少次倚在窗前的靠椅上,翻阅着心爱的书籍。

  其实,于敏自己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更没想过个人与国家的命运会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正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他,原本以为会在钟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然而,一次与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谈话,让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1961年1月的一天,雪花飘舞,于敏应邀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坚毅的眼神中,于敏立刻明白,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也要尽快进行。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还有几分不解。一向沉默的他,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于敏后来这样说。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真正地独立。面对这样庞大又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这是于敏当时的想法。

  这个决定,改变了于敏的一生。自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我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

  “土专家”的“真把式”

  未曾出国留学的于敏,自谦是“地道的国产”。但他对自己的学生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开阔视野。因此,他鼓励学生出国留学,但有一个条件——“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氢弹理论的探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当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因此,要在短期内实现氢弹研制理论上的突破,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为了尽快研制出我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和同事们知难而进、昼夜奋战。然而,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始终找不到氢弹原理的突破口。

  重大转折点发生在那一年秋天,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外地用计算机进行优化计算。在“百日会战”里,他和同事们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氢弹原理一经突破,所有人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造出氢弹。但是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

  试验场远在西北大漠,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吃的是夹杂沙子的馒头,喝的是苦碱水;茫茫戈壁上飞沙走石,大风如刀削一般,冬天气温达-30℃,道路冻得像搓衣板……而于敏都甘之若饴。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

  试验成功的那一刻,于敏很平静,“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直到于敏的工作逐步解密后,他的妻子孙玉芹才恍然大悟:“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

  在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空投爆炸指挥现场,于敏凝望着半空中腾起的蘑菇云,一言不发,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才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别人送来的“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于敏没有停止追寻的脚步。为了研发第二代核武器,于敏隐身大山,继续加班加点搞科研,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此身长报国,拿命换科研,这是何等的奉献!在那些日子,于敏常常会想起诸葛亮,矢志不渝,六出祁山。

  1984年冬天,格外的冷。于敏在西北核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他早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站在这严寒的戈壁上。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在试验前的讨论会上,于敏和陈能宽感慨地朗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不同于蜀汉丞相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敏的事业是“可为”“有为”的。就像他沉默的事业一样,于敏是个喜欢安静的人。他曾对身边人说,别计较有名无名,要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

  这种“安静”,在于敏子女的记忆中却有点模糊。儿子于辛小时候对父亲的记忆就是一个字:忙。“整天待在房间里想东西,很多人来找他。”女儿于元亦很难觅寻儿时对父亲的记忆,因为父女俩不曾有太多交流。

  于敏对“安静”有着自己的解释,“所谓安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谨的科学精神。”他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以及“丹心照汗青”,这丹心于他就是坚持科学,就是献身宏谋。

  正如他73岁那年在一首题为《抒怀》的七言律诗中表达的那样,即使“身为一叶无轻重”,也要“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种共性,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这种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希望这种精神能够不断传承下去。”与他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杜祥琬说。

  一棵大树俯身而卧的地方,正在长出一片森林。

本文刊于2019日4月12日《解放军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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