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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80年:朱德是首任书记 刘少奇曾“打虎”

稿源: 南都网  2014-01-16 16:06


  王荷波、刘少奇、李维汉相继负责纪检工作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并不是第一次掀起“打虎”高潮。纪检工作的历史和党的历史一样久远,与腐败分子作斗争,贯穿了党的发展历程。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第一个纲领,其中就强调遵守组织纪律和接受监督。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第一个党章,把“纪律”单列一章。随着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党的队伍中不可避免地混入了投机分子,“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为此,党中央在1926年发布了第一份反腐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必清洗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1927年,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以王荷波为主席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第一个正式监察机构。第二年,中共六大把它改名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刘少奇担任书记。

  中央审查委员会时期打掉了党史上的第一只“老虎”。1932年,中央苏区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收到了一封群众举报信,检举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有严重的贪污犯罪行为。由于举报信中案情重大,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亲自组织调查。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发现谢步升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打土豪时所得财物。他还伪造通行证,把水牛运到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域)出售。为了谋财,他甚至秘密杀害了一名军医。调查人员认为,谢步升这些做法已经严重危害根据地的稳定。然而,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工作,他坚持认为谢步升没有大错,并向调查人员发难,想方设法阻碍调查。邓小平得知后大怒,拍着桌子说:“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交代?”邓小平专门去了一趟苏区中央局,反映调查谢步升的情况,毛泽东对此表态:“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当年5月9日,谢步升被枪决,成为党内第一个被枪决的腐败分子。

  1934年,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取代中央审查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很快,长征开始,党中央转移到延安,投入抗日战争中。在外敌入侵的形势下,保持党员的纯洁,才能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党务委员会对违纪党员采取了异常严厉的惩处措施。肖玉壁就是这一时期被除掉的典型。

  肖玉壁本是红军的英雄,战功赫赫,身上有90多处伤疤。为给他治病,毛泽东曾在供给上对他特别关照。伤愈出院后,肖玉壁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某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他开始居功自傲,利用职权,贪污大洋3000多元,还和国民党军队做起私人生意,导致边区的重要物资不断流出。案发后,肖玉壁被判处死刑。他不服,写信向毛泽东求情,声称“希望看在过去有功的份上,再上前线,战死在沙场”。毛泽东看罢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1941年底,肖玉壁被执行枪决。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壁’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1945年4月,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中共七大召开。在党章的“纪律”一章中,专门细化了“奖励与惩处”的内容,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本方针。党的纪律进一步完善。

  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纪检工作,尽管在战争年代纪检机构和人员屡屡调整,但党的领导层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党纪的重要性,为此后纪检制度的建立健全打下了基础。

  朱德成为第一任中纪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然而,胜利让一些党员居功自傲,贪污腐化行为有所增加。面对执政的考验,加强党纪建设显得尤为迫切。1949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纪委,由德高望重的朱德出任书记。随后,朱德亲自监督了一批典型案件的查办。

  1950年9月,中央收到一封武汉医务部门人员写的匿名信,举报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工作失职。中央把信转给武汉市委,要求严肃处理。武汉市委又把信转到市卫生局党委,结果落到了宋瑛手上。宋瑛认为写信人是“有意破坏”,并认定是市属第二医院的纪凯夫等人所写,跑去找他们核对笔迹,强迫他们承认。正巧,第二医院公款被盗,宋瑛就和副市长周季方一起,把盗窃罪名嫁祸给纪凯夫,对纪凯夫羁押逼供。事情越闹越大,引起朱德重视,在中纪委的直接干预下,中南局纪委对此案进行调查,证实了纪凯夫的清白。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到医院慰问纪凯夫:“如果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敢于向检举人进行报复,人民政府是要坚决予以制裁的,不管这种人职位有多么高,功劳有多么大。”1952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纪委处理周季方、宋瑛等阴谋陷害案的消息。

  1951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朱德领导中纪委查处了一大批有贪腐问题的党政领导,著名的“大老虎”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就是在这次运动中落网并被枪决的。但“三反”运动也出现一些过火行为,后来,朱德指导各级纪委进行了大量繁琐的复查工作。作为第一任书记,朱德以身作则、细致严谨的作风,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1955年,中央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简称中央监委),取代中纪委,由董必武出任书记。此后的10余年里,国家政治运动频繁,经济形势复杂,可谓困难重重,但中央监委依然发挥了“打虎”的作用。

  1960年12月,正值3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央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向中央监委反映,安徽宿县等地因为“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泛滥而发生肿病死人事件。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人封锁消息,还派人监视王维纲率领的中央工作组的活动,甚至向中央反告工作组的状。中央监委把王维纲反映的情况上报中央,中央对曾希圣等人提出了严厉批评。

  中央监委的工作只坚持了10余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的纪检工作遭到严重破坏。1969年,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完全取消了纪检机构的有关条款,中央监委被迫撤销。

  陈云提议实行双重领导

  10年动乱后,纪检工作得到恢复。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中纪委,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100名中纪委委员。从此,陈云开始了长达9年的中纪委书记生涯。

  陈云首先对纪委领导体制进行了改革。重建中纪委后,沿用了过去“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模式,但很快就发现其弊端:一些地方要求纪委把当地干部的违纪问题压住不调查、不上报。1980年,陈云建议,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地方各级纪委人员的任免要征求上级纪委的意见。建议很快得到中央批准,纪委的工作进入良性轨道。

  1982年,陈云查处的第一只“老虎”是化工部副部长杨义邦。当时,杨义邦是全国最年轻的副部长。但是,在对外经济工作和外事活动中,他事先不认真准备,一到谈判场合就听从外商的摆布,屈从外商的要求,还变相索贿受贿,甚至违反国家保密规定,损害了国家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几十万美元的损失。此案的查处遇到不少压力,最初只做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陈云批示道:“这件案子书记处讨论了两次,不作决定……一部分参加书记处(讨论)的同志顾虑重重,我看没有必要怕那些负责同志躺倒不干。要讲党性。不怕他躺倒。谁要躺倒,就让他躺吧。”于是改为留党察看二年和撤销原任党内一切职务的处分。随后,国务院撤销杨义邦化工部副部长职务。在当时,这是改革开放后因经济问题被撤职的最高级别官员。

  陈云打掉的另一只“老虎”是时任江西省省长倪献策。1985年, 50岁的倪献策当上了江西省省长。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个名叫郭晓红的女人,两人很快勾搭在一起。后来,郭晓红的弟弟郭勇在走私价值60万美元的2000台录像机时,被深圳海关查处,并被罚款150万元。郭晓红找到倪献策,要求他帮忙“疏通”。在多方走关系受阻后,倪献策竟然要求中国银行南昌分行给郭勇在香港的走私合作方汇去60万美元。中纪委得到消息后,迅速派出调查组,在江西走访了500多名干部、群众,找到确凿证据,摸清了倪献策的犯罪经过。中纪委决定开除倪献策党籍。倪献策因徇私舞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1985年,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洪清源收受一名港商2.4万元贿赂,为该港商在澳门的4名亲属办理了通过安徽省去香港定居的单程通行证,被中纪委查处,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86年11月,中纪委发出通报,胡亦民在任大连第一书记期间,不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利用职权搞特殊化,侵占财物,决定予以严重警告处分……在陈云的主持下,一大批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被揪了出来。那段时间,中纪委办案人员遭到打击报复的现象时有发生,陈云特意让秘书给中纪委的年轻人捎话,让他们平时注意安全,但决不能妥协,“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

  乔石建立信访机制,尉健行推动合署办公

  1987年,十三大召开,纪检工作进入新阶段。在这次大会上,乔石接棒陈云,成为中纪委书记。第二年年初,党中央提出了“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纪委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信访机制,重视群众监督的力量。其中,铁道部的“大老虎”就是在群众的监督下浮出水面的。

  1988年,中纪委信访部门陆续收到许多举报线索,检举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以权谋私,中纪委十分重视。没多久,铁道部另一名副部长罗云光的严重失职和受贿问题被发现,中纪委要求张辛泰赴郑州,协助调查罗云光案。张辛泰居然顶风作案,表面上“协助调查”,暗地里先后3次潜回北京,接受他人贿赂。1990年5月,办完罗云光案后,中纪委集中调查张辛泰的受贿线索,张辛泰自以为天衣无缝:“送礼人送东西时,我当时不在北京,现在正要向组织说明。”最终,中纪委工作人员在郑州查到了张辛泰潜返北京受贿的证据,拆穿了其谎言,张辛泰终告落马。

  1992年,十四大召开,尉健行成为新一任中纪委书记,并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连任。一上任,尉健行就推动了中纪委和监察部的合署办公——监察部于1986年恢复,1993年合署办公后,与中纪委“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从而把党的纪检职能和国家的行政监察职能统一起来,理顺了党政监督关系。

  此后,纪检工作进入一个新高潮。据媒体统计,从1993年到2002年,共有41名省部级官员受到查处,很多案件至今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其中,既有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辽宁省副省长慕绥新这样的地方领导,也有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这样的部委领导,还有华能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查克明、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赵安歌这样的国有大型企业领导,更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成克杰一案,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因腐败被判死刑的国家领导人的纪录。而此案的案发,源于1997年中纪委查办广西贵港一名副市长时发现的模糊线索。从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案件查起,几经曲折,先后突破35名涉案人员,最终打下成克杰这只级别最高的“大老虎”。

  吴官正创立巡视制度,贺国强查办薄熙来案

  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吴官正出任中纪委书记。次年2月,十六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有两大亮点,一是对各级纪委的职能做出定位。此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纪委书记朱德说,各级纪委是党委的“助手”和“办事机关”;在改革开放初期,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又把各级纪委比喻为党的“保健护士”“保健卫士”。但这些都不是职能定位。直到此次会议,才把纪委职能定位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

  另一个亮点是提出“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在这次会议结束半年后,2003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中纪委、中组部关于设立专门巡视机构的请示。随后,组建5个巡视组,共有45名巡视工作人员。各巡视组组长从刚离开工作岗位、尚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正省部级干部中选任,副组长由副部级巡视专员担任。巡视制度的创立,加强了中纪委的监督力量。就在巡视组成立的第二年,即2004年,便有16个省部级官员落马,创下历年来的新高。2006年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案,2007年的山东省委原副书记杜世成案,都是在巡视中发现线索的。2007年夏天,吴官正还专门前往北戴河,看望第一期全国巡视干部培训班的学员。

  吴官正任内查办的大案还有一个值得关注,即原十六届中央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案。2001年8月,审计部门在一次常规审计中,发现负责贵州公路建设的许多公司都是外地的“空壳公司”。纪检部门随后跟进,查出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有重大嫌疑。卢万里随即仓皇外逃,2003年才被缉拿归案。卢万里深知死罪难逃,为减轻罪责,向纪检机关举报了刘方仁。卢万里供称,1999年8月,在国外经商的亲戚来找他帮忙,他便将亲戚引荐给刘方仁。该亲戚将一对价值10.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送给了刘方仁。纪检部门从这对名表入手,开始调查刘方仁,发现刘方仁本人及亲属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官商勾结,收受贿赂。刘方仁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走上法庭的省委书记。2004年6月,他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于秦城监狱。

  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贺国强接替吴官正出任中纪委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党的“五大建设”,将反腐倡廉建设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把反腐倡廉提到了新的高度。在此背景下,中纪委“打虎”力度再次加大,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案,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等一批影响重大的案件得到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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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诚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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