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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岁钱老驾鹤西去 60岁中科院尚须努力

来源: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作者:   2009-11-04 09:20  编辑: 徐诚诚


  10月末的中国科学界悲欣交集。30日,中国科学院开了建院60周年纪念会,国家主席致贺信。此前一天,最年长的院士贝时璋辞世。此后一天,“科学巨子”钱学森故去。

  观瞻两位科学老人留给世人最后的容颜,令人怦然心动的是他们的眼睛。107岁的贝时璋和98岁的钱学森,历国运之变幻,阅人事之浮沉,观科研之拓展,一生不可谓不复杂,然而他们在个体生命行至终点时,却保有清澈的眼神。

  这眼神投向传奇般的过去——民国初年新学引进的筚路蓝缕、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评选、1950~1960年代的新中国科学崛起、1970~1980年代的“科学的春天”。这眼神也投向未来——那是一个能向“钱学森问题”交出答卷的时代吧。

  惟独在当下,这清澈的眼神失焦了。60岁的中国科学院,在人类科学共同体的生命中,大概只能算是青年(15岁的中国工程院,够算少年吗)。然而翩翩少年、英挺青年的姿态有几分?但见暮气沉沉更多。至于甚者,不仅少了一分年轻的意气,老年的世故、权谋、算计,统统都有。

  不苛责个人,起码如今这个科学共同体,和两位前辈对不上眼。清澈眼神若逼视,能榨出西装下面藏着的“小”来吗?

  “小”病有二。一曰境界低。贝、钱一辈科学家,对于国家民族兴盛之事业,念兹在兹,对于个人物化追求,看得寡淡。这样的人生,当得起“疏朗开阔”四字,也当得起“诚挚”一词。如今学者,包括不少院士,个人私心重压下,终日营营役役,实在有辱斯文。

  二曰气局窄。古老中国一旦开始现代转型,便有一批智者矢志追求最尖端的科学研究,其眼界和能力都是世界性的。钱学森的传奇故事,便是明证。如今学者,同样的,包括不少院士,自怯于开创性研究,自欺于低水平重复建设,自恋于课题、评奖,广阔的科学田野活活被切割为私家耕种的一亩三分地。

  作为中国科学共同体的机构形态和水准象征,科学院(包括工程院)有诸多成果,也确有巨大贡献。但对于“小”病,它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治性的驯化,以及利益上的交叠,使得科学院越来越失掉它本来的面目,越来越像一个政府机关。

  60岁的中科院迎来许多祝贺,祝它有更大的发展。这一点其实并无疑义,发展是必然的,但发展方向和发展品质便大有讨论的空间。结构性失误不除,体制性积弊不除,“小”病不除,下一个甲子的科学院,只能是越发展,越显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越呈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须知:科学院不是衙门,院士不是终身制官僚。

  衙门化的科学院和官僚化的院士,已经开始伤害这个机构和这一称号在社会中的美誉。作为中国科学院原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学森的去世又带走了几分公众对院士的敬意,又消褪了几分科学院、工程院的神圣光环。看那漫天的纪念和致敬,如果不是对中国科学界现状的嘲讽和批判,至少应该理解为对中国科学共同体的鞭策和期许。

  钱学森这个名字,代表着科学家在公众中享有的荣耀,也代表着中国科学家在世界科学史上享有的荣耀。他的去世,给科学院、工程院以及堂堂院士们提出一项挑战:如何能使得这分荣耀不归于消散、不归于虚无?如何去赢得新的荣耀——既在全球科学共同体中,也在全体国民的心间?

  相比钱学森,贝时璋的离去显得寂寥。于公众层面,这无可指摘——普通民众的科学认知,需要的是明星,而钱学森的传奇经历,注定了他会成为这样的明星。我们所期望的,是贝时璋的辞世在科学院里、院士圈内、整个科学共同体中,不要太过沉寂。

  院士们有义务使这位前辈的去世变得重要起来,他总结自己治学80年的心得,概括为“志勇恒爱”四字,即目标远大、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和乐此不疲,堪为科学界座右铭。中国科学院有义务使这位元老的去世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他是大陆最后一位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1948年那场空前(或许也有绝后之憾)的院士评选,承载着一种弥足珍贵的非政治化、非利益化的科学院组织状态。

  切记:科学院不是衙门,院士不是终身制官僚。

  我们期待60岁的中国科学院振作起十二分的神智,努力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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