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月16日召开的政协第十届广东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上，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广州日报》1月17日)

　　正如汪洋书记所说的，领导同志不敢讲真话、讲实话、讲有感而发的话，原因在于真话、实话、有感而发的话很可能是错话、不准确的话。讲错话就可能有压力、有风险、有代价，那压力和风险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首先是来自领导的领导。领导同志说错话，领导的领导就会不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下属说错了话，不仅丢了自己的脸，而且还给自己惹了麻烦，就像孩子说错话，父母会觉得孩子给自己丢脸惹麻烦而不高兴那样。领导不高兴，从上的压力和风险自然就来了。

　　其次是来自被领导者的压力。长期以来，被领导者们早已在心理上认可了领导的正确无误性，因而领导一句话，无论对与错，总是应者云集，声落事成。意识到了自己偌大的权威，负责任的领导自然不得不对自己的一言一行战战兢兢、既惕且惧，就怕不小心一句话讲错了，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压力还来自习惯把领导的每一句话，都当做组织意志进行解读的公众和媒体。的确，有少数领导同志动不动就把个人的意志说成是组织的意志，甚至把要求服从个人意志说成是“与中央保持一致”，久而久之，公众和媒体也就慢慢地倾向于把领导的每一句话直接视作组织的意志。在这种舆论氛围下，又有哪个对组织、负责任的领导同志，敢再“信口雌黄”，直言无忌？

　　总而言之，是整个社会中弥漫的“领导一向正确、必定正确而且应该正确”的迷信氛围，使得我们的领导同志不敢讲错话、讲不准确的话，自然也就不敢讲真话、讲实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了。因为真话、实话、有感而发的话，都很可能是错误或不准确的话——既可能是真的错误或不准确，也可能只是被听闻者认为是错误或不准确的，无论哪种情况，压力和风险都是有的。

　　这种“领导一向正确、必定正确而且应该正确”的迷信，根源在于统治了我们几千年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把领导-官员视作君、亲、师的“三位一体”，也就是政治权力、亲缘权力、文化权力的统一体；视作政统与道统的统一体，也就是政治权力与道德优势、知识优势的统一体。它起初只是主张拥有政治权力的官员，也应该具备必要的道德和知识优势，但到后来，这种主张却不知不觉地被转换成了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也必然拥有道德和知识优势。从这里出发，它又进而主张官员因其拥有政治权力，不仅有权对被治理者进行统治，而且还因其拥有文化和道德优势，而有权代替被治理者判断何为道德生活、幸福生活并强制其过这种生活。这种领导-官员观念的典范代表，在中国古代是孔孟心中的“君子”以及各正史所大力颂扬的“循吏”，在西方则是柏拉图的“哲学王”。只不过西方这一文化传统自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等之后就被逐步清除了，而在中国则绵延至今，从未断过。

　　但是，历史经验和现代政治哲学都告诉我们，一个人拥有政治权力，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也拥有文化、特别是道德优势；而且就算有人同时兼此三种优势于一身，也不意味着他就有权代替他人选择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权而且应该按照他自己的意愿生活，只要他的生活不危害到他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同等自由。

　　所以，要想让我们的领导同志敢说真话、实话、有感而发的话，首先就要让他们不怕说错话、说不准确的话；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彻底清除这种“领导一向正确、必定正确而且应该正确”的迷信氛围；而要清除这种迷信，就要彻底清算那种君、亲、师“三位一体”的领导-官员文化传统。(陈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