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于调整居民、企业、政府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和利益关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也就是提高劳动者的工薪收入和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相应降低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要向居民个人和家庭适度倾斜。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于调整劳资关系。就社会总体来说，劳动报酬是居民收入的主体，而劳动报酬的主要部分是职工工薪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相应降低资本利润在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意味着企业内部的分配要向劳动者适度倾斜。

　　中央关于提高两个比重的决策是十分必要的和完全正确的，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

　　首先，提高两个比重符合市场经济社会分配关系的一般规律。过去曾经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国民收入过分向个人倾斜”的判断是不准确的。诚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居民收入的确有所增加，但这种增加是完全合理的，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低收入的纠偏和补偿。如果可以把这种增加叫做“倾斜”的话，那这种倾斜丝毫不存在“过分”的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出现相反的情况。居民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47.2%，下降到2006年的45.0%。劳动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1998年的53.1%，下降到2003年的49.6%。

　　其次，提高两个比重体现了中央对改善民生和社会公平的关注。关于如何处理分配关系，过去曾有一个提法，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从字面来看，好像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一种先后主次的关系；初次分配不存在公平问题，再分配不存在效率问题。很明显，这个提法的表述不够准确。有鉴于此，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不再使用这样的提法，而是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从理论上讲，效率和公平都是十分重要的，二者处于不同层次，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优先和兼顾的关系。效率和公平的实现，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不是截然分开的。社会公平不仅体现在再分配过程，而且也体现在初次分配过程；反之亦然。其实，工资率偏低、最低工资标准过低、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不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险等现象，都是初次分配不公平的表现。工资在增加值中的比重偏低，说明银行利息、企业利润和赋税在增加值中的比重偏高了。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都是社会公平在初次分配中的体现。

　　第三，提高两个比重有利于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一般来说，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居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是居民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的表现。居民收入转化为居民的购买力和居民消费，居民消费能力取决于居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按照支出法可以分为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资本形成(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和净出口三部分。

　　在政府消费比重保持不变、存货保持稳定、进出口保持平衡的条件下，居民消费和固定资本投资呈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过高，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过大，必然压低居民消费。我国目前的情况正是这样。居民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九五”时期的45.8%，下降到“十五”时期的41.1%和2006年的36.4%，而资本形成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则从“九五”时期的36.5%，上升到“十五”时期的40.7%和2006年的42.7%。这种比例关系大大偏离了世界平均水平和一般规律。2005年，这两个比重全世界平均分别为62%和21%。相比之下，我国居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5.6个百分点。这种比重偏低的情况，不仅压低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不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而且，即使从“拉动经济增长”的角度看问题，也不利于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之所以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就是因为居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占的比重过低。

　　第四，提高两个比重关系到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和矛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和矛盾是，过度积累和过度投资，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工业生产(特别是重工业)和城市建设倾斜。由此，直接压低了居民的收入和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导致货币供给过多，货币贬值，金融风险加大；基本产业结构扭曲，工业和第二产业比重过大(2006年48.7%)，农业显著滞后，第三产业在较低的比重上(2006年40%左右)徘徊；非再生资源消耗过快，浪费过多，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工业生产相对过剩，迫使企业竞相向国际市场低价倾销商品，进而造成外贸顺差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流动性过剩，贸易摩擦不止。

　　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都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提高两个比重，意味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可以看作是解决上述问题和矛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突破口。(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陈文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