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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居民收入劳动报酬比重势在必行

来源: 新华网  作者:   2007-12-25 11:10  编辑: 肖刚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于调整居民、企业、政府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和利益关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也就是提高劳动者的工薪收入和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相应降低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要向居民个人和家庭适度倾斜。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于调整劳资关系。就社会总体来说,劳动报酬是居民收入的主体,而劳动报酬的主要部分是职工工薪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相应降低资本利润在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意味着企业内部的分配要向劳动者适度倾斜。

  中央关于提高两个比重的决策是十分必要的和完全正确的,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

  首先,提高两个比重符合市场经济社会分配关系的一般规律。过去曾经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国民收入过分向个人倾斜”的判断是不准确的。诚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居民收入的确有所增加,但这种增加是完全合理的,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低收入的纠偏和补偿。如果可以把这种增加叫做“倾斜”的话,那这种倾斜丝毫不存在“过分”的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出现相反的情况。居民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47.2%,下降到2006年的45.0%。劳动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1998年的53.1%,下降到2003年的49.6%。

  其次,提高两个比重体现了中央对改善民生和社会公平的关注。关于如何处理分配关系,过去曾有一个提法,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从字面来看,好像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一种先后主次的关系;初次分配不存在公平问题,再分配不存在效率问题。很明显,这个提法的表述不够准确。有鉴于此,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不再使用这样的提法,而是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从理论上讲,效率和公平都是十分重要的,二者处于不同层次,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优先和兼顾的关系。效率和公平的实现,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不是截然分开的。社会公平不仅体现在再分配过程,而且也体现在初次分配过程;反之亦然。其实,工资率偏低、最低工资标准过低、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不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险等现象,都是初次分配不公平的表现。工资在增加值中的比重偏低,说明银行利息、企业利润和赋税在增加值中的比重偏高了。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都是社会公平在初次分配中的体现。

  第三,提高两个比重有利于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一般来说,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居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是居民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的表现。居民收入转化为居民的购买力和居民消费,居民消费能力取决于居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按照支出法可以分为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资本形成(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和净出口三部分。

  在政府消费比重保持不变、存货保持稳定、进出口保持平衡的条件下,居民消费和固定资本投资呈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过高,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过大,必然压低居民消费。我国目前的情况正是这样。居民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九五”时期的45.8%,下降到“十五”时期的41.1%和2006年的36.4%,而资本形成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则从“九五”时期的36.5%,上升到“十五”时期的40.7%和2006年的42.7%。这种比例关系大大偏离了世界平均水平和一般规律。2005年,这两个比重全世界平均分别为62%和21%。相比之下,我国居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5.6个百分点。这种比重偏低的情况,不仅压低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不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而且,即使从“拉动经济增长”的角度看问题,也不利于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之所以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就是因为居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占的比重过低。

  第四,提高两个比重关系到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和矛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和矛盾是,过度积累和过度投资,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工业生产(特别是重工业)和城市建设倾斜。由此,直接压低了居民的收入和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导致货币供给过多,货币贬值,金融风险加大;基本产业结构扭曲,工业和第二产业比重过大(2006年48.7%),农业显著滞后,第三产业在较低的比重上(2006年40%左右)徘徊;非再生资源消耗过快,浪费过多,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工业生产相对过剩,迫使企业竞相向国际市场低价倾销商品,进而造成外贸顺差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流动性过剩,贸易摩擦不止。

  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都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提高两个比重,意味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可以看作是解决上述问题和矛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突破口。(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陈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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